David Oliver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马云时的情景。
那是1999年3月22日，他去新加坡参加一个经济学家电子商务会议。一个月前刚刚在杭州的寓所里宣布要成立一个跨境电子商务网站的马云，受邀出席了其中的一个分论坛，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电商潜力的发言。David注意到，台上的其他嘉宾无不西装革履，穿得很正式，只有马云一个人没戴领带。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发言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尽管那时电子商务在中国甚至还没个影，”David回忆到。他对这个小个子中国企业家产生了兴趣，会后主动上去和马云交换名片。记忆中，他是唯一一个去和马云说话的人，“其他人都没有对他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当时的David压根没想到不久之后他为会这个叫Jack Ma的中国男人工作，更想不到这个瘦小的中国男人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风云人物。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甚至都没有提及和马云的这次相遇。“现在回头去看，这是多大的一个疏忽。”8个月后，David成为阿里巴巴最早的“老外”员工，工号40。
和其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诞生的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网新贵，将市场定位在中国国内不同，马云在创建阿里巴巴之初就将其定位为一家国际公司。“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这句当年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对着其他17个创始成员说的话，已经成为一个经典。阿里巴巴因此是最早进行国际化尝试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从一开始就招聘了不少外籍员工。
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阿里巴巴的外籍员工一度达到六七十人之多。随着危机的到来，阿里巴巴的第一次国际化尝试以裁员缩编、业务重回中国告终。海外员工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离开。
虽然阿里巴巴的第一次国际化尝试受挫，但这些早期的海外员工，都跟阿里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朝阿里人，永远阿里人。”一位前老外员工如是说。这些不同国籍，不同背景和资历的外国人，一起经历了阿里巴巴早期创业那段没钱但充满快乐激情的时光。
离开阿里后，他们不仅彼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谊，也关注着阿里巴巴的成长。对他们来说，阿里巴巴从最初的艰难时期，发展到如今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跻身世界前十大公司，是一个奇迹，也是让他们骄傲的资本。
9月8日，将有十几位早期海外员工从世界各地飞到杭州参加阿里巴巴18周年年会。《天下网商》采访了其中的几位，听他们讲述当年的趣事，以及一段难忘的时光。
第一个老外员工
David Oliver出生于新西兰的一个牧羊农场。1988年，21岁的他决定背包旅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初他想去印度，但人们都在谈论中国，于是，他到中国旅行了两个月，从香港入境，一路转到了新疆。
那时在中国旅游，对外国人来说很不容易。两个月的行程让David颇为疲惫，他 对自己说，我不会再到这个国家来了。
然而，回到家乡的David终究不甘一辈子做一个农场主，每天守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羊群，几年后决定再次“出走”。这时，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中国变得不象之前那么难以忍受了，甚至变成了美好的回忆。1996年，David只身来到中国。这次，他决定待下来找工作。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彷徨之后，他在媒体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下面找到一份差使。当时新闻集团和人民日报合资成立了一家泛科技主题门户网站比特网（ChinaByte），David的工作是卖互联网广告。
在比特网的工作经历让David有机会进入到新兴的互联网行业中。不久，他搬到香港加入了一家本土的ISP（互联网接入服务商）亚洲在线（Asia Online）。正是在香港工作期间，他在新加坡的会上和马云结识了。
David（左一）和马云及其他几个早期外籍员工合影
他和马云自此保持着联系。那时的马云正在积极地寻找投资，数度到访香港，David就帮马云安排潜在的投资人及互联网行业的人见面。
1999年6月14日，马云邀请David到杭州来和他及他的创业团队见面。David被这些干劲十足的人震惊到了：一堆人挤在一个小公寓房里，干得热火朝天，很多人还睡在那里！
尽管很受触动，David没有准备好立即加入成为一个全职员工。他在接受《天下网商》采访时坦言，那时的他没有什么钱，而马云也尚未融到资。对他来说，很难立刻放弃之前的工作。
但他很喜欢和欣赏马云及其团队，于是，利用业余时间，他为阿里巴巴做起了免费的顾问。1999年10月，他和部分创始成员一起去广州参加广交会。他的任务是向参会的外国人发放宣传单。20号那天，他们在白天鹅宾馆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大约有250家中国供应商到场，但外国人只来了10个，这让David颇为沮丧，因为前两天他一直在不停地向外国人发宣传单！接下来的两天，他们开始在现场发送印有阿里巴巴logo的帽子，在送出去4000顶后，主办方出来干预了。
就在那个10月，苦撑下来的阿里巴巴终于获得了第一笔来自高盛的500万美元风险投资。这让David看到了希望，而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意思”。1999年11月15日，David正式加入阿里巴巴，常驻香港，负责欧洲、中东、东南亚、印度等海外市场的业务拓展。
我觉得这才是给人带来灵感的一个说法
和David通过结识马云加入阿里巴巴不同，Colm Rafferty和Jan Van der Ven完全是被这家公司所倡导的理念和价值观所吸引而主动投诚的。
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Colm，父亲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在布朗大学上的本科，学的是亚洲研究。毕业后在新加坡贸易发展局（Singapore Trade Development Board）纽约招商办公事工作。
那时，Colm的主要工作便是代表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参加各种展销会、博览会，推销新加坡的企业和产品。在工作中，他了解到有一家叫阿里巴巴的中国公司，做的也是把中国企业和产品推介给海外买家的事情。他上到阿里巴巴的网站，立刻被上面所宣扬的理念吸引住了。
“无论何时何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在Colm看来，这家中国公司提出的理念非常有意义，加之他对中国一直很有兴趣，看到阿里巴巴网站上贴的招聘广告，便毫不犹豫地给上面留的电子邮箱发去了求职申请。
很快他收到了回复，通知他到阿里巴巴在加州费利蒙（Fremont）设立的美国办公室去面试。邮件里说，已经为他在旧金山机场租好了一辆车。
Colm没好意思告诉对方其实他并不会开车。旧金山机场出来，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到费利蒙办公室后，面试官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坐出租车来？我们给你租的车呢？
面试很顺利，几天后offer信就发出了。2000年8月，Colm从纽约搬到加州，正式加盟阿里巴巴。
Colm提供的在阿里工作时的旧照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利时人Jan Van der Ven（中文名：范德文）正在从香港回深圳的渡船上读一本2000年2月28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这期的封面做了一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报道，有新浪，易趣，美商网 (meetchina.com)，my rice等等。“说实话，都没给我带来多大灵感” ，直到他看到阿里巴巴的故事。
“我就觉得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比较有潜力，中小企业的B2B，”在为阿里巴巴18周年年会自制的一段视频中，Jan解释了吸引他加入阿里巴巴的原因。他发现这家公司的老板说话也比较有意思。在《时代》周刊的这篇文章中，引用了马云说的一句著名的话：“美国的B2B网站像鲸鱼，但海里85%的鱼的大小跟虾差不多大。我不知道谁能从鲸鱼身上赚钱，但我看到很多从虾身上赚钱的。”Jan说：“我觉得这才是给人带来灵感的一个说法。”
和David一样，Jan也是1996年那年来的中国。此前他在法国政府的旅游部门工作。工作很稳定安逸，但Jan并不想在政府部门长待下去。正好有个同学给他介绍一家香港供应商，一个电话之后，他两眼一抹黑来到了那家香港公司的东莞工厂。看到90年代珠三角的快速发展，Jan决定冒险走一条新的路。
很快他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从法国米其林餐厅变成大排档3块钱一碗炒饭”。不久后，香港公司准备在美国场外交易所上市，Jan看到了机会愿意冒险出钱投资。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了，订单下降，老板跑路，工厂破产。 好在他在老板跑路前设法要回了自己的投资和未支付的工资。
后来他在一家德国公司的深圳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离香港近，他常常过关去吃个西餐和购买在大陆找不到的报纸或周刊。那次，他在香港买了本《时代》周刊，看到了阿里巴巴和马云的故事。
《时代》周刊关于马云及阿里巴巴的报道页面
他当即决定给马云写信，根据马云的英文和中文名字进行排列组合，猜了三个邮件地址，分别发了一封邮件。20分钟后，马云回复了，说收到了你的求职信，我因为最近比较忙，我安排一个人给你面试吧。
马云安排的这个人便是蔡崇信。2000年6月，Jan加入阿里巴巴。
寻找海外买家
早期的老外员工，大部分干两种工作：产品（Production）和业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产品主要就是网页设计，因为alibaba.com是一个面向全球的英文界面网站。业务拓展则主要是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做推广，寻找潜在的买家，那时主要就是靠参加各种展销会和博览会。
David加入阿里巴巴后，马云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到欧洲去“找到”25万个外国买家。“那时阿里巴巴网站上大多数是中国供应商，但没有买家！”2000年2月，在英国伯明翰国家展览中心举办的手工艺品展销会上，David搭建了阿里巴巴的第一个展台。
就在那年2月，Abir Oreibi加入了阿里巴巴，成为常驻欧洲的总经理及业务拓展总监。此前，她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工作，做过国际商业会议组织，也自己成立过一个机构帮助中国现代艺术家推广他们的作品。
Abir的近照
Abir是瑞士人，她和阿里巴巴的缘份拜赐于一个美国朋友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邓肯投行出身，是阿里巴巴早期顾问之一，去年出版的《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一书的作者。
有一次，邓肯跟她说，他遇到一个“家伙”，大家都叫他“疯狂的杰克”，他正在帮助这个“家伙”创办的公司拓展欧洲业务。邓肯请Abir帮忙撰写一份阿里巴巴欧洲战略发展规划。Abir欣然应允，邓肯将她的这份计划书交给了马云和蔡崇信。周一，Abir接到蔡崇信的电话，对方问：能来香港一趟吗？一周后，蔡崇信又打来电话，这次是给她发工作offer。
对于加入阿里巴巴的决定，Abir向《天下网商》表示，她去了当时阿里巴巴在香港的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非常喜欢那支团队”，而且她也想做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事情。没有什么犹豫，她就接受了offer，成为阿里巴巴第一个派驻欧洲的员工。
Abir回忆当时和David一起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以及中东的迪拜到处参加各种展销会的情形。他们带着一堆中国供应商的资料，奔走在不同国家的展销会上，一边发放资料一边收集名片，和其他供应商“争夺欧洲买家”。
“在当时，试图说服人们到一个网站上去找供应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他们有些人甚至还没有用过邮件，”David说。Abir回忆，她的工作之一便是尽可能地去参加各种会议教育观众。而欧洲人那时对中国也有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印象和偏见。欧洲市场的高度分散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心态、不同的需求，所谓众口难调。
2000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组织的一场推广活动，Colm在台上发言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情况并没有更好。对于业务拓展，曾在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工作过的Colm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帮一家从来没听说过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去做推广，挑战可不是一点半点。首先，很多美国中小企业尚未触过网，让他们通过互联网联系供应商，想都没想过；其次，它们对跟中国企业做生意心存疑虑。Back to China
虽然挑战很多，薪水不高，公司也没什么钱，但大家都做得很开心，热情高涨。
David记得在阿里巴巴工作的早期阶段，他帮马云争取到几次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因为他认识大会的组织者。2000年3月，阿里巴巴获得世界互联网大会最佳B2B网站的提名，马云、蔡崇信等一个团队倾巢出动。虽然最后没有胜出，但大家都很嗨。“那是有趣的时光，”David说。
David关于那次互联网大会的日记
而Jan从一开始就体验了阿里“拥抱变化”的文化。他入职的时候本来给他的工作是派到欧洲加入Abir团队，担任欧洲业务拓展总监。于是他把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年置办的家具打了包，海运回欧洲。然而，家具还没运到欧洲，他就被告知，他的任命有变化。他将不再去欧洲，而是去美国做产品总监，从杭州带几个人成立新团队，其中一个是盛一飞，阿里巴巴logo的创造者。
Jan只好给他的父亲打电话，让他去港口接应他的家具，再转运到美国。他本人则直接从中国飞去了加州。
和Jan一起到美国的还有几位“十八罗汉”里的创始人。他们在费利蒙办公室附近的Union City租了一个独栋房子，包括工程师在内，一堆人住在一起，墙角则堆满了方便面。在Jan看来，这是秉承了阿里巴巴在寓所创业的一个传统，干活、睡觉都在一起。那种气氛非常感染人。
Jan和马云及前阿里同事的合影
作为早期的员工，另外一个福利便是比较容易见到马云。Abir便很庆幸自己有机会经常听马云谈他的想法。“他真真切切是愿景的推动者。如果他说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发生。”
Abir和马云有过几次关于钱的讨论。马云第一次到伦敦的时候，Abir给他订了一个五星级酒店，马云说，这不是我们的钱，这是投资人的钱。我们必须在怎么花钱上非常小心。
另外有一次，Abir曾问马云，为什么在高盛投了500万美元后，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拿了软银孙正义的投资（短时间内连续要投资溢价不高）。马云跟她说，你在晴天买伞比较好买，等下雨的时候，就没伞了。
雨很快下了下来。2001年4月，互联网泡沫破灭，阿里巴巴银行里只剩下够6个月的现金。
一番痛苦思索之后，马云做出了一个B2C的决定：Back to China，收缩海外业务，将重心放回中国。同时，不再把钱花在市场营销上。
首当其冲的是老外员工。来宣布裁员消息的是阿里巴巴不久前聘请的首席运营官、前GE中国高管关明生。在美国办公室，员工们被一个个叫进去，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拿股票，二是拿三个月的工资。大部分人选择了后者。
Colm不愿走，他说，我太喜欢阿里了，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为阿里的使命继续努力？Colm搬离湾区以后还坚持为公司做调研和推广，与阿里同事的联系也没有间断。
Jan没有立即被通知离开，而是transfer回杭州。对阿里的“拥抱变化”已有准备的Jan没有即刻退掉湾区租的房子，也没有打包家具，而是先到杭州找房子。找了两个星期，终于有一个房东愿意签合同。有一天，Jan在办公室上班，前台通知他，房东来找他签合同了，就在他去前台的路上，关明生出现了。关明生说先不要急着签合同，然后解释说公司需要控制成本，希望让他留下，但只能工资减半，多给一些股权。Jan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离开。
这是一个痛苦但不得不做的决定。现在负责北美办公室人力资源的许洁也是早期美国办公室的员工，2000年5月入的职。她说，虽然B2C这个决定很对，但大家还是很难过。
在许洁看来，第一次国际化尝试的失败是个时间问题，并没有对错，“当时没有ready。”对阿里巴巴来说，当时首要的是先把国内市场做起来，才能往海外拓展。
那次裁员让美国办公室的员工从30多人缩减到5个人，而许洁是少数几个被留下来的。她曾经问过主管为什么把她留下来了，主管说，你以前的背景是市场营销，也会做产品，工资是最低的，从节约成本考虑，很合算。
有幸留下来的还有Abir。David，Colm，Jan以及其他很多老外员工不得不离开这个他们已经建立起特殊感情的集体。
最宝贵的就是人能改变世界
离开阿里后，David继续在中国待了几年，干过各种不同的事情：网络游戏、体育市场营销，顾问，等等。2015年末，他搬回到新西兰的农场，但每年仍会花四分之一的时间往返于中国。他现在经营着自己的进出口公司，并成立了一个小型基金，用于欧洲技术公司的早期投资，以实现在中国及亚洲的商业化应用。
“阿里巴巴发展成长的速度让我惊奇，我很骄傲我曾经在它的早期阶段参与过。”David说。
David的近照
Abir在阿里巴巴一直工作到2008年因个人原因离职。她说这是她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最丰富的一段经历。她把在阿里学到的东西概括为三点：一，只有你为客户创造了价值，你才可能成功；二，和团队成员共享的价值观意味着互相尊重，彼此和善。认识到来自其他团队成员的支持和贡献并给予表扬；三，阿里巴巴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为数不多的给女性很多机会的互联网公司：在我就职时期，所有的区域负责人都是女性。你从未看到过一家公司给女性这么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Abir（左二）在2007年阿里巴巴香港上市时的合影
如今，Abir居住在日内瓦，经营着一家推广商业创新力量的机构Lift Events。
Colm和Jan离开后则分别去上了商学院。马云给他们一人写了一封推荐信，虽然那时他还没什么名气。
Colm去了耶鲁商学院。他曾经把马云请到课堂上和同学们交流。暑期还回到杭州阿里巴巴总部实习了一段时间，期间，他得到另一个实习机会，帮助美国动力设备制造公司康明斯（Cummins）开拓中国业务。从此他和北京结缘，商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继续为康明斯工作。现在他是机械设备商美国威猛公司（Vermeer）亚太区主席和威猛中国公司主席，同时兼任中国美国商会副主席。
Colm，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华刚林，对在阿里巴巴的那段一年不到的职业经历一直非常怀念，“我非常热爱阿里巴巴，热爱那段经历”。回忆起被迫离开的那一幕，Colm说，公司需要活下来，我支持那个决定，以让梦想继续。而离开阿里的日子，他也一直祝福它能够继续实现它的愿景和梦想。虽然他最终没有选择回到阿里巴巴，但他总是希望能为阿里做点什么，有所回报。“我相信奇迹。阿里巴巴的成功与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我祝愿阿里巴巴会继续改变世界，创造下一个奇迹！”
Jan、Colm、David（后排从左到右）在阿里美国上市后的合影
Jan则去了伦敦商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先是在船运公司马士基中国担任高管，后来转向环保事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用于个人碳排放足迹的核查机制greencred.me，目前担任英国咨询公司碳信托（Carbon Trust）的亚洲主管。
Jan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离开阿里巴巴时，因为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他的股权还没有到期，Jan在关生明的办公室里给蔡崇信打了个电话，说他因为对公司有信心，能否让他购买股票。蔡崇信表示愿意，但必须按照当时的估值来买。Jan算了一笔账，他发现阿里巴巴的估值是当时最主要竞争对手环球资源的两倍。环球资源1970年成立，2000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当时环球资源已经盈利，而阿里巴巴尚无任何盈利，且刚经历了缩编。Jan觉得，无盈利无上市公司的价值不可能是同行盈利上市公司的两倍。所以他放弃了购买阿里股票的机会。
事后去看，Jan说他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领导者。“马云是一个很有性格魅力、有愿景远见的领导者，他总是能吸引优秀的人才，给人以激励、灵感，这对企业的未来非常重要。”
Jan说很多人经常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你不后悔吗？他说他在接触阿里巴巴的过程中能感恩的事比能后悔的多得多。“我在公司里学到很多东西，最宝贵的就是人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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